我已經抵達住院訓練的巔峰。核心手術我已經學到了家。我的研究已經榮獲最高的獎項。工作機會在全國各地一個個出現。史丹福開放一個職位申請，完全符合我的興趣，他們要找的是神經外科醫師兼神經科學家，工作重心為神經調控科技。一個新進住院醫師走來對我說，「我剛聽老闆們說，如果他們雇用你，你就會是我的導師！」
「噓，」我說。「別說出來，會見光死。」
我感覺到，生物、道德、生命、死亡各自獨立的線頭彷彿終於開始交織，成為互相協調的一個世界觀（就算還不是完美的道德系統），我也感到自己在其中的定位。醫師在張力無限的專科領域，遇上處於人生關卡的病人，生命和身分受到威脅的真正關卡；醫師的責任包含去明白該病人何以認為生命值得活下去，並在可能情況下，去策劃挽救值得的一切，要不然，就放手接受死亡帶來的平安。這種權力的前提是深切的責任感，願意分擔罪惡感與控訴。
我在聖地牙哥開會時，手機響起。住院醫師同事維多利亞打來的。
「保羅？」
有事情不對。我的胃緊了起來。
「什麼事？」我說。
沉默。
「維姬？」
「是傑夫。他自殺了。」
「什麼？」
傑夫正在中西部完成外科專科訓練，我們兩人都忙得要命⋯⋯我們失去了連繫。我試圖回想我倆上次的談話，可是我想不起來。
「他，嗯，他顯然開刀出了糟糕的併發症，病人死了。昨天晚上，他爬上一棟建築的屋頂，跳下來。我其他什麼都不知道。」
我想要發問，希望從中尋求理解。我問不出來。我只能想像覆天蓋地的罪惡感，有如海嘯襲來，將他從建築物上舉起然後放開。
我多麼希望—近乎絕望地希冀—那天晚上我可以跟他一起步出醫院大門。我多麼希望，我們可以像以前那樣互相安慰。我多麼希望，我可以告訴傑夫，我如今對生命、對我倆選擇的人生道路達成的理解，只因為我想聽到他智慧的、機智的忠告。我們每個人終有一死。我們會死，父母會死：作為活生生的、呼吸的、代謝的生物而言，這是我們的命運。大多數生命對死亡的態度是被動的—它發生在你身上，在周圍的人身上。可是傑夫和我得到多年訓練，主動跟死亡接觸，跟它近身肉搏，就像雅各跟天使摔角，而且藉著這麼做來直視生命的意義。我們肩起一個沉重不堪的軛，一個人生責任的軛。病人的生命與身分認同也許握在我們手中，然而死亡永遠是贏家。
就算你完美無缺，世界卻否。秘訣是，明白發牌者已經決定你會輸，你的雙手、你的判斷會失誤，不過你仍然繼續奮鬥，設法為了你的病人而贏。你永遠無法觸及完美，但是你可以相信那條漸近線(註：幾何學名詞，不斷趨近一條曲線但永遠無法觸及該曲線的一條直線。)，你會永不止息地朝它努力。
內容摘自《當呼吸化為空氣》
(圖文提供：時報出版)